第1章 从远方传来的青词

第1章 从远方传来的青词

嘉靖三十五年，三月里的一个上午，日头暖得像深秋。

陈守田在自家那二十亩田的东头薅草。水刚放满两天，秧根还没扎稳，稗子比秧苗还蹿得快，不蹲下去一棵棵拔，过半个月田里就分不清哪是稻哪是草了。他脱了草鞋，赤着两只脚站在水里，小腿肚上沾着一层软泥，泥里藏着些刚孵出来的细白鱼虫，钻来钻去蹭他的皮肤，痒得他每隔一阵就要甩一下脚。秧苗刚插下去十来天，矮矮的，绿得发嫩，水面映着天，天是那种清明过后才有的淡蓝，干净得像被水洗过。风从新安江方向吹过来，带着一股子水汽，吹得秧尖直晃，也吹得他后颈窝一阵阵发凉。他蹲久了，站起来时眼前一阵发黑，腰眼那儿像有只手攥着，得叉着腰缓好一会儿才能直起身。二十亩田，东头这三亩他薅了快一个时辰，手已经泡得发白，指缝里嵌的泥干了结成壳，抠一下能掉下一小块。他爹在世时常说，种庄稼的人，手不能闲着，闲一天，地就荒三分。他爹已经走了三年了，这句话还钉在他耳朵里。

他蹲下去，左手拨开一丛秧苗，右手伸到泥里去摸稗子的根。稗子的根比稻根白，比稻根粗，扎得也深。他得把整个根都拔出来，不能留半截在泥里，留半截它明天又长出来。他的手指在泥里摸索着，摸到一根，捏住，往上一拽，泥水哗啦一声，一棵稗子就出来了，根须上挂着一串泥团。他把稗子甩到田埂上，稗子落在硬泥上，啪的一声。

水是前天才放进来的，还没沉淀，浑得发绿。他的小腿浸在水里，水凉丝丝的，刚泡进去的时候起一层鸡皮疙瘩，泡久了就木了，木得像不是自己的腿。水底的泥是软的，一脚踩下去，泥就从脚趾缝里冒上来，咕叽咕叽地响。有几条刚放进来的小鱼苗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鱼，只有指头那么长，银灰色的，在他脚边钻来钻去，偶尔啄一下他的脚底板，痒得他直想笑。

他一边薅草，一边在心里算账。

二十亩田，一亩一年收两石，风调雨顺能收四十石。这是他爹在世时算的老账，他爹种了一辈子地，这数字错不了。按规矩交二十石，这是正项——官田的税、漕粮、秋粮，加起来就是二十石。剩下二十石，一家四口吃一年，紧着点省着点，刚好够。

可“刚好够”这三个字，是最靠不住的。

去年冬天李氏咳了三个月，抓药花了他三钱银子。三钱银子折成米就是六斗，他攒了整整一年的体己就这么没了。前年他那只黄牛病了，请兽医花了二钱银子，牛还是死了，他典了半亩田才凑钱买了一头小牛犊。大前年——大前年他记不清了，只记得那年年景不好，稻子只收了三十石，交完税剩下十石，一家四口吃了八个月就空缸了，最后是他去李家庄借了二斗米，吃了整整一个月的稀粥。

他爹在世时常说，种地的人，手里得有三石余粮。一石备荒，一石备病，一石备人祸。他爹当年手里真有三石余粮——他爹死的时候，缸里还剩两石陈米。可到他手里，别说三石余粮了，缸里常年只有半石。

他爹死的那年是嘉靖三十二年。他爹死的时候很安静，躺在床板上，拉着他的手，说“守田，地是根”，说完就咽气了。他当时跪在床前，没哭——不是不想哭，是哭不出来。他爹死的时候，他才二十五岁，他爹留给他的，就是这二十亩田、一间土坯房、一头黄牛、一个七岁的儿子。他把他爹埋在村后的山坡上，坟头朝着他那二十亩田。他爹活着的时候天天看这二十亩田，死了也要看着。

从那以后，这二十亩田就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了。他老婆李氏站在坟前，抱着七岁的陈安民，连哭都不敢大声哭。陈安民那时候还不懂事，仰着头问他娘：“爷爷怎么不起来？”李氏捂住他的嘴，眼泪终于掉下来。

他又薅了一棵稗子。稗子的根扎得比刚才那棵深，他拽了一下没拽动，只好把整个胳膊都伸进泥里，摸到根须的最底下，使劲一抠，才把它抠出来。泥溅了他一脸，他用手背抹了一把，手背上的泥又蹭到了脸上。

他直起腰，用搭在脖子上的布巾擦了擦汗。日头已经升得老高了，晒得他后颈发疼。他往西边看了一眼，他那二十亩田从东头一直延伸到西头的山脚，整片田都灌着水，水面映着天，像一面一面碎镜子。田埂上长着一些野草，开着黄色的小花，风一吹，小花就晃。

他直起腰来的时候，看见有几只白鹭从远处飞过来，落在他田埂上。白鹭是吃鱼的，每天这个时辰都来，站在田埂上等鱼。他在水田里薅草，它们就在田埂上站着，也不怕人。他拔起一棵稗子，甩到田埂上，最边上那只白鹭吓了一跳，扑棱着翅膀飞起来，飞了一丈远，又落下来，继续站着看他。

他在心里继续算账。

今年要是再摊二两银子——二两银子折成米，就是四石。那他交完税、吃完一年，就剩不下什么了。要是再遇上年景不好呢？要是李氏再病呢？要是小牛再死呢？

他不敢往下算了。

“守田——”

田埂那头传来他老婆李氏的声音，拖得长长的，被风刮得断断续续。

陈守田直起腰，眯着眼往那头看。李氏站在田埂上，一只手叉着腰，另一只手拢在嘴边拢成个喇叭。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短袄，袖口卷着，露出一截被太阳晒得发黑的胳膊。她脚边放着一个瓦罐，罐口盖着一块湿布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也提高声音应。

“里正在老樟树下喊你——说是又有新告示贴出来了！”

陈守田“哦”了一声，没动。他把手里刚拔起来的一把稗子甩到田埂上，稗子带着根须，根须上挂着一串泥水，甩在硬泥上啪的一声响。他又弯腰去拔下一棵，指尖刚碰到秧苗根边那丛草，又直起身来。老樟树下围人，从来没好事。去年倭寇从淳安县边上过那一回，也是里正在这棵树底下敲的锣，说朝廷要加派了。前两年修城、备倭、剿匪，一桩接一桩，每回都是里正站在老樟树底下，扯着嗓子念一段谁也听不明白的官话，念完了，回家翻黄历算一算，今年的米缸又要空一半。

他在水里又站了一会儿，看着自己脚边一丛刚冒出来的稗子，才慢悠悠弯下腰去拔完了那一棵，这才踩着田埂往上走。他在田埂边一块平整的石头上蹭了蹭脚上的泥，泥块掉下来，露出脚背上被蚂蟥咬过的几个旧疤，暗红色的，像几颗埋在皮里的小石子。他弯腰把草鞋捡起来穿上，草绳勒在脚背上，磨得生疼。

老樟树在村子东头，树龄谁也说不清，王阿公说他爷爷的爷爷小时候那树就这么粗了。树干三个人合抱都围不住，树皮皴得像老人的手背，枝桠伸得老远，树荫罩下来能歇二十几个人。这棵树是陈家的地界，也是全村的地界——里正贴告示在这儿，老人晒太阳在这儿，男人们夏天蹲在树下搓麻绳、打草鞋、剥豆子也在这儿。这两天日头毒，树荫底下坐了一圈人，有扛锄头的，有挎篮子的，还有几个抱着孩子的妇人，都仰着脖子看刚贴上去的那张黄纸。

里正王老头站在树底下，手里捏着一张盖了红印的告示，正扯着嗓子念。他六十多岁了，背已经有点驼，穿一件洗得发灰的青布长衫，念一个字停一下，像在牙缝里往外挤字：

“——嘉靖三十五年，正月，圣旨：东南未靖，军费浩繁，着各府州县加派提编银两……”

他念一句，停一下，往手里的告示上瞟一眼，再念一句。他的声音又干又哑，像砂纸在磨木头。他念到“加派提编”四个字的时候，声音稍微高了一点，像是怕底下人听不清似的。

底下有人“嗤”了一声。

“提编是个什么名目？”

说话的是周秀才。周秀才是村里唯一的秀才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衫，虽然秀才没中举，可在村里就是个文化人，里正念告示，他总要在旁边听着，听完了还要给大家解释解释。他蹲在树根上，手里捏着一根草茎，一边剔牙一边问。

“还能是什么。”一个穿短打的农夫撇了撇嘴，“去年是倭饷，今年换个新名字，加的数还是一样的加。”

说话的是隔壁李家庄的李阿大。李阿大四十多岁了，脸晒得黑红，肩膀宽得像门板，年年春天都要去县城交粮，消息最灵。他蹲在人群最前排，手里捏着一个空烟袋锅，烟袋锅里装的是晒干的艾蒿叶子，抽着玩的。

“周秀才，你说呢？”李阿大转头问周秀才，“这提编，到底是个什么名堂？”

周秀才把草茎吐掉，慢悠悠地开口：“提编——提是提调的提，编是编派的编。说白了，就是朝廷临时加派。”

“临时加派？”李阿大冷笑了一声，“哪一回不是临时加派？修城是临时加派，剿匪是临时加派，备倭也是临时加派。临时来临时去，临时了三年了，怎么不见停？”

周秀才没接话。他低下头，继续剔牙。

里正王老头咳嗽了一声，继续念：“——按亩加派，按丁摊银，限本年三月底以前完纳，逾期者……”他念到“逾期者”三个字，又停了，往告示上看了一眼，“逾期者，送县枷号。”

底下又是一阵议论。

“这得交多少啊？”李阿大站了起来，脸都涨红了，“我家三十亩地，加上几口人，这一年的收成还不得刮走一半？”

“一半？”王二婶抱着孩子，声音都变了，“我们家才十亩地，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”

“过不过的，”李阿大说，“你交不上，人家可不管你家里有没有米。逾期就送县枷号——枷号是什么？就是把你锁在县城门口，示众三天。”

人群后排有个妇人说话了。那是王阿公的儿媳妇，姓什么陈守田不知道，大家都叫她王二婶。王二婶怀里抱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，孩子在她怀里扭来扭去，她一边拍着孩子一边说：“去年修城的钱我们家还没交完呢，今年又来。我们家那口子去年去修城，修了三个月，回来瘦得脱了形，现在走路还一瘸一拐的。”

她旁边另一个妇人接话：“可不是嘛。我家那口子去年去县城交粮，被衙役打了一顿板子，说他交的粮不够干。现在腰上的伤还没好，下雨天就疼。”

一个年轻后生挤到前面来，是王阿公的孙子，才十六岁，还没娶媳妇。他问：“这些倭寇到底是些什么人？怎么这么多年都剿不完？”

周秀才抬起头，看了那后生一眼：“倭寇，就是海上的强盗。听说大多是日本人，也有咱们自己的海盗头子，叫什么汪直的，占了日本那边的岛，带着几百条船，在海上抢劫。”

“日本人？”后生瞪大了眼睛，“日本人怎么跑咱们这儿来了？”

“谁知道。”周秀才摇摇头，“听说他们本国穷，跑来咱们这儿抢吃的。”

“那官兵怎么不把他们剿了？”

周秀才又摇摇头，没说话。他把草茎捡起来，又开始剔牙。

后生还想问，旁边一个老人拉了拉他的袖子：“别问了，问了也白问。”那老人是王阿公，已经八十多了，牙都掉光了，说话漏风，“这些事，咱们种地的人管不了。咱们只消把粮交了，把人养大可就是了。”

后生不服气：“那咱们交的粮，都让他们拿去打仗了，咱们自己吃什么？”

王阿公看了他孙子一眼，没说话。他从怀里摸出一根烟管——也是艾蒿叶子，抽了一口，咳了半天。

陈守田挤进人群，在最外圈站住了。他认得那说话的人是李阿大。李阿大看见他，抬了抬下巴：“守田，你今年二十亩地，这回摊下来，估摸着又要多交二两。”

陈守田没接话。他盯着那张黄纸看——纸上的字他大半认不得，只看得出开头那个“奉”字，和末尾那方朱红的官印。官印是方的，颜色深得像刚从印泥盒里抠出来。他在心里默默算账：二十亩田，一亩一年收两石，风调雨顺能收四十石。按规矩交二十石，这是正项。剩下二十石，一家四口吃一年，紧着点省着点，刚好够。要是再摊二两银子——二两银子折成米，就是四石。那剩下来就只有十六石了。十六石，四口人吃，一年下来要空四个月的缸。

四个月。

他上一回空缸是什么时候？是前年冬天。那年稻子只收了三十石，交完税剩下十石，一家四口吃了八个月就空了。他记得那四个月是怎么过来的——每天喝两顿稀粥，稀粥稀得能照见人影；李氏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，陪嫁的银簪子卖了，他爹留下的那件旧棉袄卖了；最后是他去李家庄借了二斗米，吃了整整一个月的稀粥，才熬到开春。

他正低着头盘算，旁边有人用胳膊肘碰了碰他。

“守田哥，你算什么呢？”

他抬头，看见汪大根蹲在他旁边，手里捏着一根草茎在剔牙。汪大根比他小两岁，是村上开面坊的，脸圆圆的，下巴上永远沾着点白面，夏天穿一件洗得发亮的青布短褂，袖口卷到肘弯，露出的胳膊比种地的人白净。他不种地，他的地全租给别人种，自己守着码头边那间面坊，磨面、贩面，跑杭州的船他都熟。

“算今年的账。”陈守田低声说。

“算账？”汪大根嗤笑了一声，“你那二十亩地算来算去也就那么回事。告示上写的是提编，你知道提编是给谁提的？”

“给谁提的？”

“给胡宗宪胡总督提的。”汪大根把草茎吐掉，声音压低了，“我前几天从杭州回来，听船上的人说，胡总督今年要再募三千兵，剿海上那股倭寇。这三千人的军饷，不全是从咱们这些人身上出？”

陈守田皱了皱眉：“朝廷的钱呢？”

汪大根像是听见了什么笑话，笑得肩膀都晃了：“朝廷的钱？守田哥，你种地种傻了吧。朝廷哪有钱？皇上在西苑修斋醮，一年就要花几十万两；严嵩严阁老在京里修园子，听说光一块太湖石就花了三千两。这两处一填，国库早空了。空了怎么办？那不就从咱们老百姓身上刮？”

“西苑是哪儿？”陈守田问。他这辈子最远只到过县城，连府城杭州都没去过几回，京里的事他听都没听过。

“西苑在京城。”汪大根用手指往北一指，“皇上在那儿修道，天天写青词，写了烧，烧了写，说是祭天用的。”

“写青词？”陈守田没听明白，“写什么词？”

“青词就是写给老天爷的话。”汪大根解释道，“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，写完了烧掉，说是老天爷就能收到了。”

陈守田还是没听明白。他觉得这事儿太荒唐了——写一张纸，烧了，老天爷就能收到？那老天爷也太好糊弄了。

“那皇上为什么要写这个？”他问。

“求长生呗。”汪大根撇撇嘴，“皇上想长生不老，天天修道，天天写青词。听说内阁的大学士们，谁青词写得好，谁就能当首辅。”

“首辅是什么？”

“首辅就是宰相。”汪大根说，“现在的首辅是严嵩，就是因为他青词写得好，皇上喜欢他。”

陈守田“哦”了一声。他还是不太懂京里的事，可他听懂了一件事——皇上在京城写的那些青词，最后都变成了他今年多交的那二两银子。

他正想着，李阿大从前面转过来，蹲在他们旁边。

“大根，你从杭州回来，杭州那边怎么样？”李阿大问。

“怎么样？”汪大根摇摇头，“杭州城门口全是兵。城门口贴着告示，说是要再募三千兵。街上的粮铺都关门了——不是不卖，是不敢卖，一开门就有兵来抢军粮。”

“兵抢粮？”李阿大惊了。

“什么叫抢。”汪大根嗤笑，“人家那叫'借粮'。打张白条，说是秋后还，可秋后谁还？去年我对面那家粮铺，被兵'借'了二十石米，到现在一张白条还在柜上压着呢。”

李阿大骂了一句脏话。

“那胡宗宪胡总督，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陈守田忽然问。

汪大根看了他一眼，好像有点意外——陈守田从来不管这些事，今天怎么问起胡宗宪了。

“胡宗宪啊，”汪大根想了想，“听说人挺能干的。他在浙江好几年了，今年刚升了总督，来了之后就募兵、造船、修炮台，忙得很。”

“他是清官吗？”陈守田问。

“清官？”汪大根笑了，“守田哥，你怎么老问这些。清官贪官，跟咱们种地的人有什么关系？他只要不额外加派，就是好官。”

陈守田没说话。他想起他爹当年说过的话——“上面来的官，不管清官贪官，到了咱们这儿，都是收粮的。”他爹这句话说得对不对？他不知道。

“听说他是严阁老的人。”李阿大忽然插了一句。

“谁？胡宗宪？”汪大根问。

“嗯。”李阿大点点头，“我去年去杭州交粮，听县衙的书办说的。胡宗宪是严阁老提拔起来的，他能当上这个巡抚，全靠严阁老在京里说话。”

“那严阁老又是谁？”陈守田问。

“严嵩。”李阿大说，“就是那个写青词写得最好的。”

陈守田“哦”了一声。他现在有点明白了——京里的事，就像一张网，网的这一头是皇上，那一头是严嵩，严嵩下面是胡宗宪，胡宗宪下面是县里的知县，知县下面是里正，里正下面是他。他在这张网的最底下，网上面的人一动，他就得跟着动。

陈守田没说话。他盯着那张告示，告示纸被风刮得一角翘起来，啪嗒啪嗒地拍着树干。他不太懂京里的事，他这辈子最远只到过县城，连府城杭州都没去过几回。他只知道，他爹在世的时候常说，上面的事，轮不到咱们种地的人操心，咱们只消把地种好，把粮交了，把人养大可就是了。可他爹没说过，地种好了，粮交了，人却养不大——去年冬天李氏咳了三个月，抓药花了他三钱银子，三钱银子折成米就是六斗，他攒了整整一年的体己就这么没了。

“你倒是说句话。”汪大根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胳膊，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，”陈守田慢慢开口，“去年的加派还没补完，今年又来。”

“补什么？”汪大根满不在乎，“你越补，他越加。我跟你说守田哥，这种事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有地，你种地，他加他的，你种你的，加不动了他自然就不加了。”

“加不动？”陈守田苦笑了一下，“加不动就从咱身上刮皮，刮到最后一层皮都刮没了，你看他加不加。”

汪大根没接话。他从怀里摸出一个纸包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小撮炒米。他捏了一撮放进嘴里，嚼得咯吱响，又递到陈守田面前：“吃不吃？”

陈守田摇摇头。

人群散了。里正王老头把告示从树上揭下来，卷成一卷，往怀里一塞，嘴里念叨着“回去一户一户传”，慢慢踱走了。周秀才也站起来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背着手往家走，走的时候嘴里还念叨着“提编、提编，哪有这么提编的”。李阿大走到陈守田旁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守田，别愁了。愁也没用，该交还得交。”

陈守田点点头，没说话。

王二婶抱着孩子，一边走一边念叨：“三钱多，三钱多，这三钱多从哪儿出？”她男人去年修城伤了腰，家里的地还租给别人种着，一年到头也就收个十来石米。三钱银子折成米就是六斗，那是他们家小半个月的口粮。

那个十六岁的后生还站在树底下，仰着头看树干。他王阿公拉了拉他：“走了，站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爷爷，”后生说，“你说这些倭寇，真能打到咱们淳安来吗？”

王阿公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他弯腰捡起地上的一根树枝，在手里掂了掂，然后把树枝扔了。

“能又怎么样？不能又怎么样？”王阿公说，“能，你就跑；不能，你就种地。”

后生还想问，王阿公已经拄着拐杖，一步一步地往家走了。后生站在原地，看了一眼他爷爷的背影，又看了一眼那张已经空了的树干，也走了。

老樟树底下一下子空了，只剩地上一圈踩出来的泥印子，和几片刚落下来的樟树叶。

陈守田和汪大根并排坐在树根上。日头已经升到头顶，晒得人后颈发疼。风从江面上吹过来，带着一股子水草的腥气，吹得樟树叶哗哗响。

“我跟你说个事。”汪大根忽然压低了声音，往左右看了看，确认没人了，才凑过来，“我那面坊，今年想扩大。”

“扩大？”

“嗯。”汪大根的眼睛发亮，“胡总督的军粮要面，我接了三十袋的订单。三十袋面，按市价算，是十二两银子。我要是能把这个订单接下来，我这一年的本钱就回来了。”

陈守田看着他。汪大根的脸涨得通红，眼睛里有一种他熟悉的光——那是他爹当年典了田、凑钱买第二头耕牛时脸上的光。那种光他太熟悉了，那是赌徒下注前的光。

“你接了，你能供得上？”陈守田问。

“供得上。”汪大根一拍大腿，“我再雇两个工人，磨盘转三班，一个月就能出三十袋。”

“那你本钱呢？”

“本钱——”汪大根顿了一下，脸上的光暗了暗，“本钱还差一点。我打算把面坊后头那间小屋子押给王衙役，借二十两银子。”

陈守田皱起眉：“王衙役？你借他的钱？”

“嗯。”汪大根满不在乎，“王衙役说了，借二十两，月息三分，一年后还二十七两。”

“三分？”陈守田倒抽一口冷气，“你这是借高利贷！”

“什么高利贷不高利贷的。”汪大根摆摆手，“王衙役是自己人，他不会坑我。我跟他认识八年了，当年他刚到县里当差，还是我给他送的第一袋面。”

陈守田没说话。他想起三年前，也是在这棵树下，汪大根跟他说过一模一样的话——那回他要进一批新麦，也是找王衙役借的钱，最后麦进了仓，正赶上麦价跌，他亏了五两银子，哭着来跟陈守田借了二两才把窟窿填上。

“三年前那回，你也是这么说的。”陈守田低声说。

汪大根的脸僵了一下，随即又笑了：“三年前是三年前，这回是这回。三年前我是倒腾麦，这回我是给官衙供面。官价那是铁价，跌不了。”

“那王衙役——”陈守田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了，“王衙役那个人，你真信得过？”

“怎么信不过？”汪大根说，“他是县衙的差人，吃官饭的，还能坑我这几个钱？”

陈守田没说话。他听人说过，王衙役这个人，表面上和和气气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可骨子里精明得很。去年李家庄有个农民，找王衙役借了一两银子，月息三分，一年后还一两五钱。那农民还不上，王衙役就把他那二亩田收走了——那二亩田的市价，值五两银子。

他把这话跟汪大根说了。汪大根听完，笑了一声：“守田哥，你就是胆子太小。王衙役收李老三家的田，那是因为李老三还不上钱。我能还上——我有胡总督的订单，我还能还不上？”

“你真要借？”陈守田又问了一遍。

“真要借。”汪大根说得斩钉截铁，“这回不一样。胡总督的订单是官价，官价不会跌。我供完这三十袋面，我就能在杭州开个分号。”

“杭州开分号？”陈守田看着他，“你知道杭州那地方，米铺粮铺面铺有多少家？你一个淳安的小面坊，去杭州开分号？”

“怎么不能？”汪大根眼睛瞪圆了，“胡总督在杭州驻节，他的军粮都在杭州采买。我只要把胡总督这条线搭上了，我还怕没生意？”

陈守田看着他。他知道劝不动汪大根——汪大根这个人，认准了一条路，八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他爹当年说过，汪大根的爹汪老根就是这样，当年开面坊赔了本，把田都卖了，最后在码头边摆摊卖馄饨，死的时候连棺材钱都是全村凑的。

“那你小心。”陈守田只能说这一句。

“放心。”汪大根站起来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“我汪大根，什么时候亏过？”

他说完就走了，脚步轻快，青布短褂的下摆被风吹起来，露出里面那条新缝的白布衬裤。陈守田坐在树根上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石板路的尽头。他忽然觉得，汪大根走起路来，脚步太轻了，轻得像脚不沾地。

他在树下又坐了一会儿。日头偏西了一点，树荫从东边移到了西边。他看着那棵老樟树的树干——树干上有一道疤，是他小时候爬树被他爹用柴刀砍的。那时候他才八岁，爬到树杈上去掏鸟窝，他爹在底下看见，一柴刀砍在树干上，说“再爬我就把你的腿打断”。他吓得从树上掉下来，摔破了膝盖，现在膝盖上还有一道疤。

他爹已经走了三年了。他爹死的时候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守田，地是根，人不能离了地。”他当时点点头，可现在他看着汪大根的背影，他忽然有点不确定——地真是根吗？汪大根没有地，他活得比谁都欢。

他想起他爹当年种这二十亩田的时候，是个什么光景。他爹那时候手气好，年年丰收，二十亩田能收五十石。他爹说，那是正德年间，皇上还小，朝廷不管事，也没什么加派。那时候一亩田的税才一斗，一家四口交完税，剩下的够吃一年还有余。他爹就是那时候攒下了三石余粮，攒下了那间土坯房，攒下了他这个儿子。

可到了他这一代，怎么就不行了呢？

他不知道是地不行了，还是人不行了，还是天不行了。他只知道，他爹当年说的“种地的人，只要地还在，天就塌不下来”这句话，他现在有点不敢信了。

他站起来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往家走。

从老樟树到他家，要走一条石板路，三里地。石板路是明朝初年铺的，走了两百年，石板都磨得光滑了，有几块石板已经裂了缝，缝里长着野草。路两边是田，田里灌着水，映着天。他走过李家庄的时候，李阿大家的狗冲着他叫了两声，他踢了一块土坷垃过去，狗就夹着尾巴跑了。

路两边的田，有的灌着水，有的没灌。灌了水的是今年种稻的，没灌水的是今年种麦的。种麦的田已经收过了，留着一截一截的麦茬，黄秃秃的，像和尚的光头。他走在路上，看着两边的田，心里又开始算账——各家有各家的地，地多的多交，地少的少交，可不管多少，摊下来都是从自家米缸里往外舀。他自己家二十亩地，摊下来二两银子，折成米就是四石，那是他全家小半年的口粮。

他正算着，前面过来一个人，是王阿公的孙子，那个十六岁的后生。后生肩上扛着一把锄头，大概是去田里。

“守田叔。”后生跟他打招呼。

“嗯。”陈守田点点头。

后生走了两步，又停下来，回头问他：“守田叔，你说，咱们交的这些钱，真的能把倭寇剿了吗？”

陈守田愣了一下。他没想到这后生会问他这个问题。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那剿不了怎么办？”后生又问。

“剿不了……”陈守田顿了一下，“那就接着交呗。”

后生没再说话。他看了陈守田一眼，转身走了。陈守田站在路上，看着后生的背影，忽然觉得这后生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——也是这么爱问问题，也是这么不服气。可他现在二十八了，他已经不问了。因为他知道，问了也白问。

路过码头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。码头边停着三艘货船，船工们正在卸货——一袋一袋的米，从船上扛下来，堆在码头的石板上。他认识那个船工，是跑杭州线的张老大。张老大看见他，抬了抬下巴：“守田，今年提编的事，听说了？”

“听说了。”

“唉。”张老大叹了口气，把一袋米扛在肩上，“我上个月从杭州回来，船过桐庐，看见两岸的田都荒了。农民都跑了，跑出去当流民，听说跑到福建去了。”

“跑了？”陈守田愣了，“好好的地，为什么跑？”

“不跑怎么办？”张老大笑了一声，笑得很苦，“加派一层接着一层，交了就没饭吃，不交就被抓去打板子。你是跑还是不跑？”

陈守田没说话。他看着张老大扛着米袋，一步一步走上码头的跳板，米袋压在他肩上，把他的腰压得弯弯的。

他站在码头上，往江面上看。新安江的水是绿的，流得不快，水面上飘着几只水鸟，白羽毛，红嘴，一会儿扎下去捕鱼，一会儿飞起来。江对岸是一片竹林，竹子长得密，风一吹就沙沙响。这江他看了二十多年了，从他爹那辈起就在这码头上卸粮、装货、等船。可他从来没觉得这江有什么好看的——江那边是什么？他不知道。他这辈子都没坐过船。

他转身，继续往前走。

路过汪大根的面坊的时候，他又停了一下。面坊就在码头边，一间土坯房，门口挂着个木牌子，上面写着“汪记面坊”四个字，字是周秀才写的。门开着，能听见里面磨盘转的声音，咕噜咕噜的，像有人在打呼噜。两个工人正在磨面，一个推着磨，一个往磨眼里添麦子。面粉从磨盘底下淌出来，白花花的，堆在旁边的竹筛子里。

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。汪大根说的三十袋面，就是从这间小屋里磨出来的。他看着那两个工人，一个瘦高个，一个矮胖子，都光着膀子，背上全是汗，汗把土坯墙都洇湿了一片。他忽然觉得汪大根说的也许是对的——胡总督的订单，官价，铁价，跌不了。

可他又想起王衙役收李老三家田那回事。

他摇摇头，继续往家走。

他家在村子最西头，土墙茅草顶，院门口有一棵老枣树，今年还没发芽。他推开院门，李氏正在灶屋门口剥豆子——青豆，刚从地里摘回来的，豆荚还带着露水。她剥一颗，把豆米丢进旁边的瓦盆里，豆荚丢进脚边的竹筐。豆米落在瓦盆里，发出清脆的“叮”的一声。

“回来了？”李氏头也不抬。

“嗯。”

“告示上写的什么？”

陈守田在门槛上坐下，拿起墙角的草鞋，开始搓麻绳——他那双草鞋的底已经磨穿了，得重新打一双。他搓着麻，慢慢说：“加派提编。每户二两。”

李氏剥豆子的手停了一下。她抬起头，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，只是把手里那把豆荚放下了。

“二两？”

“嗯。”

李氏没再说话。她低下头，继续剥豆子。豆米落在瓦盆里，“叮”的一声，比刚才响了一点。

陈守田搓着麻绳。麻是去年冬天沤的，颜色已经发黄了，搓在手里糙得很。他一下一下地搓，把麻丝拧成一股，再把两股拧成一股。院子里静得很，只有豆子的“叮”声，和他搓麻绳的“沙沙”声。

“二两银子，”李氏忽然开口，声音很轻，“咱们家缸里还有多少米？”

陈守田算了一下：“还有一石二斗。”

“一石二斗，”李氏重复了一遍，“咱们四口人，一天吃两升，能吃两个月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两个月以后呢？”

陈守田没说话。两个月以后就是六月，六月要交夏税，夏税交完，缸里就空了。他本来指望秋天的稻子，可今年稻子还没抽穗，天知道能不能丰收。

“要不，把那只老母鸡卖了？”李氏说。

“卖了？”陈守田抬起头，“卖了鸡，以后安民想吃个鸡蛋怎么办？”

“现在都揭不开锅了，还想什么鸡蛋。”李氏说，“那只老母鸡能值一百文钱，一百文钱折成米就是两斗。两斗米够咱们吃十天。”

陈守田没说话。他知道李氏说得对。可那只老母鸡是他爹活着的时候养的，他爹死了以后，那只母鸡每年都下蛋，陈安民从小就吃它下的蛋。他有点舍不得。

“再想想吧。”他说。

李氏没再说话。她继续剥豆子，豆米落在瓦盆里，“叮”的一声。

“安民呢？”他问。

“在里屋睡觉。”李氏说，“跑了一上午，累了。”

陈守田“嗯”了一声。他想起他儿子陈安民，今年十岁了，刚会帮着割猪草。他爹当年说，种庄稼的人，儿子早早就得下地，不能养懒了。可他总觉得，这孩子眼睛里有股子别的东西——不是种地的孩子该有的东西。上次他从县城回来，给孩子带了一本旧《千字文》，孩子抱着看了三天，吃饭都不肯放。

“他今天又看那本书了？”陈守田问。

“看了一上午。”李氏说，“我叫他去割猪草，他说看完这一页就去，结果看到现在还没动。”

陈守田没说话。他低下头，继续搓麻绳。他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发愁——他爹当年一字不识，他自己也只认得几个字，他儿子要是能读书，那是好事。可读书要花钱，请先生要花钱，买纸笔要花钱，他现在连二两银子都凑不出来，哪来的钱供儿子读书？

他正想着，里屋传来“哇”的一声哭——是陈安民醒了。李氏擦了擦手，起身进了里屋。

“怎么了？”李氏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。

“我饿——”孩子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
“饿什么，饭还没好。你先坐起来，娘给你倒点水。”

陈守田听见里屋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然后是李氏哄孩子的声音，哼着一支不知道从哪学来的小调。

过了一会儿，陈安民从里屋出来了。他光着脚，揉着眼睛，头发睡得乱蓬蓬的。他走到陈守田旁边，靠在他腿上，小声叫了一句：“爹。”

陈守田放下手里的麻绳，摸了摸他儿子的头。孩子的头发硬，扎得他手心发痒。

“醒了？”

“嗯。”陈安民点点头，“娘说你回来了。”

“告示上写的什么，你知道吗？”陈守田问他。

陈安民摇摇头。

“加派提编，每户二两。”陈守田慢慢说，“二两银子，折成米就是四石。咱们家今年又要紧着过了。”

陈安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他不知道二两银子是多少，他只知道紧着过就是每天喝稀粥，没有咸鱼吃。

“爹，”他抬起头，“那我以后是不是不能买书了？”

陈守田看着他儿子的眼睛。那双眼睛大大的，黑亮黑亮的，像两颗浸在水里的黑石子。他想起他爹当年说过的话——“种地的人，儿子早早就得下地，不能养懒了。”可他看着他儿子的眼睛，他忽然觉得，这孩子不该种地。

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他摸了摸儿子的头，说：“先把这两年熬过去。”

陈安民没再问。他蹲到他爹旁边，拿起地上的麻绳，学着他爹的样子搓。他的手小，搓不动，搓了两下就搓散了。

陈守田看着儿子搓麻绳的样子，忽然笑了一下。那笑很淡，一闪就没了。

他继续搓麻绳。太阳已经偏西了，院子里的影子越拉越长。他搓完了一股，拿在手里试了试，粗细刚好，就把它绕在腰上，准备明天打草鞋用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院门口，往东边望。东边是山，山那边是海，海那边是倭寇。他从来没见过海，他这辈子最远只到过县城。可他知道，海那边有人在杀人放火，而他今年多交的那二两银子，就是用来对付那些人的。

他不知道这样值不值。他只知道，他爹当年说过，种地的人，只要地还在，天就塌不下来。

他转身回屋。李氏已经把饭做好了——一碗稀粥，一碟腌菜，还有半条昨天剩的咸鱼。他坐在门槛上，端起碗，稀粥是温的，腌菜是咸的，咸鱼有点发臭。他一口一口地吃着，听见里屋李氏在哄陈安民，哼着那支小调。

陈安民坐在他对面，捧着自己的碗，喝一口粥，吃一口腌菜。他吃得很慢，一口粥要嚼半天，像是在数米。

“爹，”陈安民忽然抬起头，“今天的粥比昨天稀。”

陈守田看了他一眼。孩子说得对——今天的粥确实比昨天稀。他本来想多舀一瓢米的，可李氏在旁边看着，他没好意思。

“稀点好，”陈守田说，“稀点养胃。”

陈安民没再说话。他低下头，继续喝粥。

陈守田看着他儿子喝粥的样子，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。他想起他小时候，他爹也是这样，每天晚上端着一碗稀粥，坐在门槛上喝。他爹那时候说，“守田，等你长大了，咱们家就能吃上干饭了。”

可他现在都二十八了，还是喝稀粥。

他吃着吃着，忽然想起早上汪大根说的话——“朝廷哪有钱？皇上在西苑修斋醮，一年就要花几十万两。”

他不知道西苑在哪，也不知道斋醮是什么。他只知道，皇帝在京城写的那些青词，最后都变成了他碗里少的那两口稀粥。

他把碗里最后一口粥喝完，放下碗，拿起墙角的锄头。天还没黑，他还得去把西头那两亩田的埂再加固加固——明天要下雨了。

他推开院门，走出去。石板路上空荡荡的，只有远处传来几声狗叫。他抬头看了看天，天已经暗下来了，西边还留着一抹红霞，东边已经升起了一颗星星。

他握着锄头，站在院门口，忽然想起他爹当年说过的一句话。他爹说：“守田，咱们种地的人，就像这田埂上的草——风来了弯一弯腰，风过了再直起来。只要根还在，就死不了。”

他当时点点头，可现在他站在院门口，看着远处黑沉沉的山影，他忽然有点怀疑——这风，要是一直吹个不停呢？

他握紧锄头，往田的方向走去。

晚上，他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李氏已经睡熟了，呼吸声又轻又匀。里屋传来陈安民的呼噜声，孩子睡得沉，嘴巴张着，像个小鱼。窗外有月亮，月光从窗棂里透进来，在地上投下一格一格的白印子。远处传来更夫的梆子声，两下——二更天了。

他睁着眼睛，看着房梁。房梁上有个蜘蛛网，蜘蛛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网破了一个角，在月光里晃。

他想起白天汪大根说的那些话——皇上在西苑修道，天天写青词，写了烧，烧了写。他想起李阿大骂的那句脏话。他想起张老大扛着米袋走上跳板时弯弯的腰。他想起陈安民那双黑亮黑亮的眼睛。

他不知道这些事之间有什么关系。他只知道，他今年要多交二两银子。

他翻了个身，床板吱呀响了一声。李氏哼了一句，没醒。

他闭上眼睛。他想，明天要把西头那两亩田的埂加固好，不然下雨就垮了。后天要去县城交粮，来回三十里，天不亮就得走。大后天要把家里那只老母鸡杀了，不然……不然什么呢？他也不知道。

他想着想着，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

他做了一个梦。他梦见他爹站在田埂上，手里拿着一把锄头，跟他说：“守田，地是根，人不能离了地。”他想回答，可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他低头看自己的手，手变成了泥的颜色，泥从指缝里往外流。

他睁开眼，天已经亮了。窗外有鸟叫。李氏已经起来了，在灶屋烧火，烟从烟囱里冒出来，带着一股柴草的味道。

他坐起来，揉了揉眼睛。他想起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——他爹站在田埂上，手里拿着锄头。他爹说的那句话，他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：“守田，地是根。”

他穿上衣服，推开房门。院子里，陈安民已经起来了，蹲在院门口，手里拿着一根树枝，在地上画字。他走近了看，是“天地玄黄”四个字——《千字文》的开头。孩子画得歪歪扭扭的，可每个字都写得很认真。

“爹，”陈安民抬起头，“我今天能不能不去割猪草？我想把这一页看完。”

陈守田看着他儿子。他想起昨天晚上李氏说的话——“要不，把那只老母鸡卖了？”他想起汪大根借王衙役二十两银子的事。他想起李阿大说的“交了就没饭吃，不交就被抓去打板子”。他想起那个后生问他的话——“咱们交的这些钱，真的能把倭寇剿了吗？”

他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他只知道，他儿子想看那本书，可他现在连二两银子都凑不出来。

“去吧。”他说，“割完猪草再看。”

陈安民站起来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拿起墙角的猪草篮子，走了。

陈守田站在院门口，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石板路的尽头。他转身，拿起墙角的锄头。

今天要加固田埂。